去年夏天，父亲走了。在他的遗物中，我找到一本黄色的农保存折，是农信社签发的一本通存折。密密麻麻的数字，还差几行就满了。可是，父亲却永远无法更换存折了。还记得30年前的那天，我从老家准备返回包头大学上学。在通往镇上的砂石路上，我和母亲一前一后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母亲伛偻的身子，走路的姿态有点蹒跚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“你的路费凑够了，先拿着去学校，过几天再给你寄生活费。你爸在山上背煤的力钱还没结呢。”母亲小声地说。我点点头，没敢吱声，生怕让母亲难过。 

到了镇上唯一的信用社，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，将里面的存折递给我，“这里还有点钱，你都取出来吧。”我打开存折看了看，只有30多元。想到我上学的这些年，不知道母亲为难多少回，心里不由得有点痛！那一年，母亲49岁，我21岁。三十年前的这个场景，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一年后，我被分配到成都某国企工作。当年八月便领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——88元。我抽出20元钱寄回老家，又给在乡下正在生病的姐姐寄了20元。从那以后，逢年过节我都会给父母寄去一点钱去，想象着他们去取钱时被人羡慕的那份快乐和满足，就会生出一丝欣慰。

我生在农民家庭，家有兄弟姐妹4人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条件下，能让家中子女都上学的家庭并不多。这么多年来，父母一直以自己的勤劳和俭朴经营着一家人生活，以及供我们姊妹兄弟上学。我从不曾担忧，因为每次开学父母总会凑齐学费，让我们顺利上学。

在我印象中，父亲身体是铁打的。贯穿父亲这一生的都是艰辛劳动，少得可怜的土地，让他不得不一次次背上背夹，走到离家40公里外的一家煤矿做了“背二哥”，每天背着200多斤的煤，爬行在10余里崎岖山道上，往返一趟能挣到1块钱左右。靠着父亲的拼劲，每年总会积攒下那么一点钱存入信用社，留待我们上学之用。父亲存折上的钱，存了取，取了存，总数也没超过百八十元。

2016年，我送父亲去姐姐家，把他所有的存折都取现汇集到一张新办的信用社银行卡上，那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富，一共5万多元，却是他平时零零散散攒下来的。父亲说老家还有一张存折，国家每个月养老补贴75块钱会直接打到卡上。年底父亲回老家，看着存折上一笔一笔增加的数字不无感叹：还是共产党好，农民老了也有退休金了。

想起去年父亲节时，父亲戴着老花眼镜拿着一支毛笔蘸水在报纸上写字，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安然而平和。谁曾想，一个多月过后，父亲就撒手人寰了。真希望时光能倒流，父亲能多活几年，多享几年福，那该是我们做儿女的福分啊。